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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子墨
一辈子很短，短到春天只够看三次樱落，短到母亲的手从温热到冰凉不过一场午睡的工夫，短到你把“改天”说完，改天就真的不来了。
记得有一首俄罗斯短诗：
一天很短
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
就已经手握黄昏
一年很短
短得来不及细品初春殷红窦绿
就要打点素裹秋霜
一生很短
短得来不及享用美好年华
就已经身处迟暮
于是有人仓皇地老去，像被秋风吹皱的日历，一页叠着一页，全是来不及；也有人把日子拆成一颗一颗星子，撒进暗夜里，让它自己发光。
我认识一位修表的老人，姓顾，铺子在城南最窄的巷子里。
表盘上的秒针走动声，像极了他咳喘的节拍。有人劝他，一把年纪该歇了。
他把镊子尖蘸了油，轻轻点在齿轮上，说：“齿轮怕停，人也是。”
后来他把铺子改成小剧场，夜里给流浪歌手通电，给失恋的人递麦。
表盘成了灯罩，指针不走了，光却开始流动。
他七十岁那年在台上唱《橄榄树》，破锣嗓子把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”唱成了“不要问我往哪里去”，台下哭倒一片。
他说，原来老去和有趣之间，只隔着一层敢不敢。
我也见过一位女教授，研究古生物，一生没结婚。六十岁第一次去北极，在冰层里敲出三叶虫的化石，当场把羽绒服脱了，赤膊躺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上，说想体验寒武纪的体温。
同行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她却笑得像刚偷到糖的孩子。回国后她把办公室改成温室，养满侏罗纪的蕨类，学生进门得先穿过两亿年的孢子雨。
别人问她怕不怕孤独，她指着一株桫椤：“它比我老一亿岁，都没说话。”
而我母亲，是另一种解法。她年轻时是会计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，像下冰雹。
五十岁那年突然宣布要学画画，把家里存折摊在桌上，说数字太瘦了，想喂胖点。她画的第一幅是父亲糊满面粉的围裙，油彩堆得太厚，风干时裂成龟背纹，她笑说正好，那是他手上的皴裂。
后来她的画挂满厨房，油烟机一开，所有向日葵都跟着摇头。父亲在油烟里炒饭，母亲在油烟里调色，锅铲和画笔的碰撞声，成了他们结婚三十年最响亮的交谈。
我们总以为时间是河，自己是岸。其实时间更像风，岸是留不住的。有人把风织成帆，有人被风蚀成沙。
后来，顾老人去年冬天走了，小剧场门口如今挂着他的怀表，停在凌晨三点十七分——那是他最后一次唱完《橄榄树》的时间。
女教授把三叶虫化石捐给了博物馆，自己搬去温室住，夜里打着手电给蕨类讲故事。
母亲最近开始画影子，说光走得太快，影子比较忠诚。
我慢慢长大了，老了也懂了，一辈子很短，短到不够恨，也不够悔，只够你把“算了”改成“算了。
但也够你在拥挤的地铁里突然笑出声，够你把一次告别写成三行诗，够你在深夜给陌生人留一盏门灯。
人生就是如此，老去是必然的，有趣是选修课，但总有人把选修上成必修，把皱纹笑成涟漪，把拐杖换成荧光棒。
当最后一页日历飘落，愿你手里攥的不是“如果”，而是一把糖纸，一张张展开，全是自己亲手包进去的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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